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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明朝有几个富可敌国的商人
沈万三是明朝朱元璋时代的著名商人，在朱元璋眼里他就是“聚宝盆”，在百姓眼里他掌握着“聚宝盆”，所谓的“聚宝盆”，就是指沈万三的经商才能。沈万三富二代出身，他的祖辈们开荒拓土，积累了很多的田地，也积累不少的财富。沈沈万三并不满足于当下，为了增大财富的积累，依旧很辛勤苦干，再加上自己创业的资源是很多的，于是他开始经商。他将苏州的特产收集起来研究了一番，觉得这么好的资源特色一定要传播出去。于是他开始把中国的纺织品、丝绸、茶叶等产品，卖给国外人，长期以往赚了很多钱。相当于是对外贸易，或者说是以物换物，用当地的主产物换取他国的主产物，换回来的却成了当地的特色物产。据说，沈万三实在是太有钱了，就连朱元璋都嫉妒他。因此，朱元璋是经常找他麻烦，想让沈万三犯了自己的忌讳，这样就可以杀了沈万三。后来沈万三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其败就败在，不够低调！有没有钱，自己知道就得了，何必让那么多人知道呢
从明清时期历史发展来看，为什么说山西人善于经商
一、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二、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除了国内贸易外，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我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三、“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就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这位雷经理很聪明，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的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看到这种景象，山西商人纷纷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就有35处，分布在全国23个城市。他们除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放款业务，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据史料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泰厚苏州分号已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两，放款近70000两。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四、山西商人对中国金融贸易史的贡献
一、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发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这表明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当时，盐池有20000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超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从明朝官办，“盐工”逃亡，到坐商经营，“居民踊跃赴工”看，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显示出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舍得智力投资，举办商人职业教育。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四、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学习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闭落后，因循保守。明清时代，敢于远离家乡，开拓致富的山西商人，并不比沿海一带的商人逊色。在发展现代经济的今天，学习这段历史，反思我省由开拓走向封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振兴山西经济，建设美丽的家乡是很有意义的。
唐朝商人的社会地位是高还是低
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做官，除了做官能够掌控权力以外，还可以凭此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正因为每个老爷们都身负兴旺家族的重担，中国古代的进阶之路如此重要，以至于憋出了科举制度这种大招。
而商人作为社会里一个非常特别的阶层，其身份长期处于一种非驴非马的尴尬境地。跟一般面朝黄土的老百姓比，商人的财力是无数人艳羡的，但当他们站在面朝天子的官僚面前，商人总觉得自己的腿短了一截，说话差点底气。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扭转家族脖子不够硬的窘状。唐代的商人可是各显其能，频频与王宫百官、禁军将领接触，凭借财力砸晕一部分人谋取挤入仕途。同时，又对不合理的法律条文蜂起抗争，触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商人罢市事件，逼着皇帝收回成命。
这种保护自身利益且谋取改变命运的冲动如此强烈，让唐代的商人们表现的跟前辈们颇有些不同，这也似乎意味着商人阶层发展到唐代，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一、唐初对商人地位的限制和商人们的反击。唐朝初期，国家颁布的《选举令》就明确规定，“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传其业者，不得仕”。《通典》中也有记载，“刑家之子，工贾殊类，不得应试。”
当时唐朝政府把商人和“犯罪人之子”并列对待，足见其地位之低。因此，曾有人说李白未参加科举，便因为是商人之子。
除了不能参加科举，商人之子还不能踏足另一条唐初的进身之路——入伍谋取军功。
在唐朝府兵制推行时，全国设置了六百三十三个折冲府用于训练府兵，折冲府中士兵的遴选条件皆为富裕农户，家有财力负担武器和从军口粮。
而作为更有财力的商人子弟则被排除在外，唐高宗李渊曾明确表示，“工商杂类，无预仕伍”。
李世民也称说过：“工商杂色之流，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可见在当时的帝王心中，商人是贱籍甚至不能和君子一起吃饭。同时，国家对商人的限制还有不得骑马、不得穿绫罗绸缎等等。
但商人不能“仕伍”，这种要将其固化在底层的规定，必然会招致商人阶层的反弹，他们以雄厚的财力为依托，用各种合法、不合法的手段挑战制度的权威，并逐渐将口子越撕越大。
到了唐朝后期，通过各种途径入仕越来越多，朝廷律令里商人子弟“不得应试”的规定已经成了废纸。州府的贡士榜上，公然列有市井子弟的名字，说明商人子弟应试已是社会共识。
其实，即便是在唐初律令严肃时期，也一样有商人为官的案例，关键得看走通了谁的门路，有多大贡献罢了。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武则天的老爸武士彟，这个山西并州的大建材商人，和李渊拉上了关系，当李渊任太原留守后，便任命武士彟为行军司铠参军。随着二人关系日渐密切，他甚至直接鼓动李渊起兵造反，并声称“梦见李渊骑马而登天，俱以手扪日月”。
《新唐书·列传一百三十一》：武士彟字信，世殖赀，喜交结。高祖尝领屯汾、晋，休其家，因被顾接。后留守太原，引为行军司铠参军。……，（士彟）自言尝梦帝骑而上天，帝笑曰：“尔故王威党也，以能罢系刘弘基等，其意可录，且尝礼我，故酬汝以官。今胡迂妄媚我邪？”
凭借从龙之功，唐朝建国后武士彟历任库部郎中、利州都督、荆州都督、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封太原郡公、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
如果说，武士彟功劳在于朝廷未建之前便果断下注。那贞观时期“家资巨万”的大商人裴明礼，“拜殿中侍御史、转兵部员外，中书舍人，累迁太常卿。”高宗显庆年间，安州巨商彭志筠上表朝廷，“请以家绢布二万段助军，诏受其绢万匹，特授奉议郎，布告天下”，则显然是以“纳捐”的方式谋得帝王欢心，摆平了进身之路。
等到安史之乱后，国家离乱财政紧张，拥有大量财富的商人成了朝廷的香饽饽。为了筹钱养兵，唐庭甚至不惜卖官售爵，商人不得入仕的规定根本就顾不上了。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唐庭明确规定：“纳粟一千石者，使授解偈官，有官者依资授官；纳粟二千石者，超两资授官”。这等于是在向商人和地主“招标”卖官了，只要出而起钱粮，哪还管您是不是什么“贱籍”？
此风一开，大量商人进入了官僚队伍改变了家族的品级，以至于到了唐朝末年，“自宰相、翰林学士、三司使皆有定价，致位者甚多，更有白身便为宰相者。”
到了这个程度，朝廷几乎成了买卖官爵的大市场，就连将军出征也随身带着大量空白告身，只要富户、巨商资助钱粮，马上就掏一卷告身出来，钱官两清概不赊欠。
以至于，唐僖宗居然发了这样一道召命，“刺史县令，如是本周百姓及商人等，准元敕不令任当处官。不系高下，盖以事体不可，兼又十室九亲，一切阻碍，公事难行。近年此色至多。各仰本道递相检查，当日勒停。百姓商人，亦不合为本县镇将。若有违越，必举典刑。”
从这道召命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首先、唐末朝廷已经管不了商人入仕了，所以干脆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即便是刺史这类高官，很多都由商人担任（“刺史县令，如是本周百姓及商人等”）。
其次、朝廷无可奈何之余，只能退而求其次，禁止本地为官（“不令任当处官”，“亦不合为本县镇将”）。
最后、此敕令明文禁止，说明商人担任本地刺史、县令、镇将的情况很多见。朝廷认为此事颇不可为，因为本地族亲甚多（“十室九亲”），导致“一切阻碍，公事难行”，并与之前“不得本地为官”的律令相悖，故特此禁之。
由此可见，随着唐朝吏治的崩坏，初唐森严的“工商杂类，无预仕伍”政策，以及对商人的种种限制，全都被银弹攻势彻底瓦解。
二、唐代商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开始觉醒历朝历代的商人，即便再有钱，跟政府相比也是弱势群体。唐代之前，几乎未见过商人集团发声抗争的例子，面对官吏的盘剥一贯都是龟息大法忍着。
但在唐朝，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商业成了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轴之一，随着商业重要程度的提升，商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至少是商人心中认为自己的重要性上升）。对明显不利于自己的朝廷政策，开始组团进行“上诉”乃至以“罢市”进行抗争。
武则天时期开始，唐朝私铸铜钱现象屡禁不绝，这些被统称为“恶钱”的私铸铜钱，比法定的开元通宝重量少一半左右。
天宝十一年（752年），在李林甫的建议下，玄宗下令禁止恶钱流通，“官为易取，期一月，不输官者罪之。”
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就要废止市场里流通的巨额恶钱，必然导致中小商人利益受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印度莫迪政府推行的废旧钞运动，当时大量民众在银行门口排几个小时的队换新钞、取存款。
类似的情况也在长安发生，为了能够及时将手里的恶钱换新，“商贾嚣然，不以为便。”
结果，商人们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拦住杨国忠的马头众声申诉（“众共遮杨国忠马自言”）。
杨国忠听了以后还挺高兴，高效率的跑到李隆基面前，告了政敌李林甫一记黑状。李隆基也发现，此事过于操切，不利于稳定市场环境，便将召命改为，“只要不是铅锡所铸和穿孔钱，还和以前一样正常流通。”（“国忠为之言于上，乃命非铅锡所铸及穿孔者，皆听用之如故。”）
这次由废除恶钱的诱发的“上诉”运动，很快得到了平息，但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朝廷的一系列政策，让唐朝商人彻底炸了。整个长安的商人阶层，联合起来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罢市”抗争。唐德宗李适这倒霉孩子，打从上台就内忧外患，没钱花一直严重困扰着他。
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河北节度使们开始组团对抗中央敕令，战火再度重燃，如何筹钱养兵让李适坐卧不宁。
时任宰相卢杞急皇帝之所急，想皇帝之所想，给他出了斜招。他对德宗说：“国家没钱平叛，可富商有钱呐！家财超过万贯的，留一万贯持家，多出来的借给国家，五百万贯小意思，分分钟搞定。”
《旧唐书·卢杞传》：“（卢杞）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冀得五百万贯。”
李适一合计也是哈！等仗打完了，再还呗，咱也不赖账！（“上许之，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
结果，卢杞的小弟们下手太狠了，只要稍有不愿意的，按地下就捶，逼得人走投无路上吊自杀，京城富户如同被盗贼洗劫。（“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搒箠，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
就是这么捶，也只搜罗出八十八万贯，离老大吹嘘的五百万贯差之甚远。小弟们一看没法交差，都急眼了。跑到市场里封了商人的柜窖，将柜窖中存的“僦柜纳质钱”，“积钱货”、“贮粟麦”等资金，通通取出了1/4出来。
“都计富户田宅奴婢等估，才及八十八万贯。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
（“僦柜纳质钱”，“积钱货”、“贮粟麦”是唐朝商业发展后，自发形成的信用体系和存储规则。“僦柜”其实就是资金保管箱，商人为财物的安全和避免搬运麻烦，常将钱物储存柜坊，取用时要交手续费。“贮粟麦”则是官府向大粮商购粮时，支付的预付款。这些钱都放在市场内的“柜窖”里。）
卢杞手下的举动让商人们彻底炸锅了，这和明抢没有任何区别了。愤怒的商人们联手罢市，关闭了长安所有的市场。长安城这个人口超过二百万的世界第一大都市，顿时陷于停滞。
生活受到影响的市民也不干了，他们堵住长安的街道，指名道姓的要求卢杞出来给个说法。（“长安为之罢市，百姓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
卢杞一开始还假装镇定，出来跟百姓解释，可他发现他的一张嘴，根本堵不住成百上千张愤怒喷涌的嘴。眼瞅着市民越来越激动，吓得他转身就跑。（“杞初虽慰谕，后无以遏，即疾驱而归。”）
最逗的是“泾原兵变”不久后爆发，乱军冲入长安，面对惶恐不安的百姓和商人，居然高呼：“不收你们僦柜纳质了，不税你们的间架、除陌税了！”
这话的意思是，大家别慌我们不抢市场里的“纳质钱”，不收你们的“房产税”（间架税就是唐朝的房产税）和“商品交易税”（除陌税就是商品交易税）！
一瞬间乱军和百姓达成了妥协，哗变的乱军在前鼓噪而行，长安百民夹道而观，围观者数以万计，泾原军变几乎成了一场市民狂欢的花车游行。
德宗见势不妙只得带着太子、贵妃和一百多太监仓皇逃出长安，直奔奉天（今陕西乾县），成了唐朝历史上第三位出奔的皇帝。
“泾原兵变”后，李适也知道“僦柜纳质”、“间架税”、“除陌税”这几样实在是太招人恨，都成了叛军聚敛民心的口号了。回到长安后，颁布了《罪己诏》把自己好顿埋汰，顺手废除了这几项恶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唐朝一直试图以律令的方式，压制商人的社会地位，但这种方式必然是徒劳的。商业流通重要性的提升，必然导致财富量聚集，聚敛了巨额财富的商人，社会地位必然相应上升。
这些都是政令所不能阻挡的，即便国家有明确的政令，商人们也必然会用各种方式不断渗透。
唐朝的商人最初的手段是纳捐，而后便晋升结交权贵，再后来干脆演进到直接联系禁军将领。而他们抗争的手段也从最初的“上诉”，发展到“罢市”，再到以“砖石袭击宰相”，最后商人们干脆“挟持兵杖，入南山为盗”，以武力对抗唐庭的“括商”政策。
这种不断向前递进的方式和手段，既代表着商业在社会中重要性的提升，也意味着商人阶层权利意识和政治诉求的觉醒，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唐朝社会的政治运行的格局。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哪些商帮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哪些商帮？
中国古代不同地域的商人组织叫做商帮，历史悠久。中华大地各个地方的商帮可谓百花齐放，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和后人为之称道的商帮精神，那么有哪些商帮？又有怎样的商帮精神呢？
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广东(珠三角和潮汕)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洞庭商帮这十大商帮。
其中晋商、徽商、潮商势力最大影响最深远。南方善经营算盘;北方诚信义气，南方灵活厚道。
1、晋商：义利结合
2、徽商：贾而好儒
3、福建商帮：“内外勾结”
4、广东商帮：包容开放
5、宁波商帮：创业上海
6、陕西商帮：追逐厚利
7、山东商帮：大义诚信
8、龙游商帮：手段高明
9、洞庭商帮：聪明商帮
10、江右商帮：贾德仁厚
通过了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商帮文化有着地域广大、性格多样、各具商策的特点。追寻到遥远的古代伊始，中华各民族人民的祖先劳动、生息、繁衍千年。
而中国十大商帮，直至今天，仍然带着深厚的地域性格精神——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在中华大地之上；共同为中华文明和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贡献了文化、生产、经济之力。
古代商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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