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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何“道相同”了却仍然“不相为谋”
以我之见北宋时期王安石和司马光不合，究其原因就是政见不同，王安石属于改革派，司马光属于守旧派，这种利益关系注定两人了彼此攻伐。
王安石公元1021年～公元1086年，临川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曾先后两次为相，后因守旧派反对，罢相，守旧派上台后，新法皆废，忧郁而终。
王安石公元1019年～公元1086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守旧派人，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堂十五年，支持编纂中国最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下面进行分析1.北宋立国之初，就实行文人治国，以文御武策略，因而武人地位低下，朝堂之上完全由传统士大夫做主，随着利益冲突，朝堂之上形成两股势力，一是改革派，二是守旧派，因而两派之间有着不可调停的矛盾
2.王安石是改革派，而司马光是守旧派，两派政绩见不同，因而其两人注定不和
总结结合上述可知，王安石与司马光道不同，不相谋王安石发起熙宁变法，因何遭到好友司马光的反对又为何失败
纵观司马光一生，就做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是反对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二是用自己的毕生精力编撰了《资治通鉴》一书。
北宋第六位皇帝宋神宗，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支持王安石牵头，发动了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其目的是为富国强兵，挽宋朝政治危机。变法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
按理说，这是件大好事，可为什么司马光坚决反对呢？最主要的还是政见不同。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分歧主要有两点，一是刷新吏治还是变更法度，司马光认为用人才是关键，如果不用好人，再好的制度也没有用处，虽日授以善法,终无益也。二是在财政上是节流还是开源，司马光认为节流更关键，认为国家的财富是一定的，浪费的多了可供开销的自然就少了，王安石则认为只有开辟财源，发展生产，国家财政才能充裕。
举其中一个例子，王安石变法中有一项“青苗法”。这项政策，既可以帮助农民摆脱大地主阶级的剥削，又可以提高国家的税收。但王安石在变法推行过程中，由于用人不当，加上操之过急，出现了一些不正当的做法，比如强迫农民从政府贷款等不合理要求，侵犯了农民的利益。
司马光的政治道路，有很长一部分时间，是在与王安石进行斗争的。对提出进行变法的王安石，司马光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司马光的反对，并不是像传统守旧派那样，为了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实际上司马光之所以反对王安石变法，主要还是出于对百姓生活的考虑。
司马光之所以对这样的变法措施进行反对，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政策虽然本来没错，但是在各部门各阶层实行的时候，却带来了不好的效果。中低层官员，按部就班甚至强行推行王安石的变法政策，不仅没有给百姓带来利益，还危害了百姓的生活。这就是司马光反对王安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像司马光自己说的那样，“曏者役人皆上等户为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今使之一概输钱，则是赋敛愈重。自行免役法以来，富室差得自宽，贫者困穷日甚，监司、守令之不仁者，于雇役人之外多取羡余，或一县至数万贯，以冀恩赏。”；“又青苗、免役，赋敛多责见钱。钱非私家所铸，要须贸易，丰岁追限，尚失半价，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卖田不售，遂致杀牛卖肉，伐桑鬻薪，来年生计，不暇复顾，此农民所以重困也。”
王安石变法，的确有可取之处，但是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过于急切冒进，给百姓带来了许多祸害，所以司马光等朝中刚直大臣，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政策。客观地说，王安石变法在当时来说是超前的，先进的，只是当时的社会还承载不了，各个方面都不能完全实施。当然，王安石的政治才能与抱负，也不是司马光所能够比得上的。
新法本身却并无大错。它们无一不是出自“富民强国”的良好愿望，甚至是很替农民着想的。但愿望和结果并不一致。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王安石则太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不能在实施过程中及时修正变革措施，以致“熙宁变法”最后以失败告终，宋神宗和王安石当然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为何苏轼和司马光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呢
王安石变法指的是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而推行的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变法以理财为核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科考等多个方面，是对北宋朝政的一次全方位改造，虽然其结果以失败告终，但王安石变法的影响是深远的，直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客观地说，王安石变法对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起了一定的作用，是一次值得再改进后继续推行的改革。但是，就是这样一场在我们看来利大于弊的改革，却遭到了北宋很多人的反对，这其中，大部分是不满于自己利益受到损害的大地主阶级，但也有部分是像苏轼、司马光这样出于其他考虑反对变法的人。在此，笔者就来谈谈苏轼和司马光反对这场变法的原因。
苏轼和司马光在当时的宋朝都属于保守一派，他们之所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推行，主要是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损害到了百姓的利益。王安石的变法是以理财二字为核心的，其中最关键的一项内容就是所谓的青苗法，主张在每年的二月和五月由官府给农民贷款，帮助农民度过这段青黄不接、庄稼还未成熟的时日，到了夏秋之际，农民再向政府归还所借的银两或粮食，包括利息，这一方法的确有利于帮助农民拜托大地主阶级的盘剥，改由官府为农民提供贷款，打击民间高利贷对农民的损害，并且同时也能增加北宋的赋税。但是，一方面，这种与民争利的改革方式与儒家传统思想是相对立的，苏轼、司马光这样的士大夫自然很难接受并认同；另一方面，青苗法包括其他改革法案在实施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差错，王安石用人不当且急于求成，出现了诸如强迫农民贷款这样的不当行为，也成为苏轼、司马光这样的保守派反对变法的原因。实际上，在整个北宋一朝，变法的阻力都是非常大的，不止来自于利益集团，更来自于一部分也是出于为国家大局考虑的士大夫，宋代的传统是祖宗之法不可违，反对改革的声音一直都比较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在这样的声音之下失败了。
司马光为什么会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北宋神宗时期声势浩大的王安石变法，即便已过去数百年，依然为人们所铭记。而作为一对好友，一个是力图变法革新的改革派，一个却是坚持旧法，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这是为什么呢？且随笔者一探究竟。
首先，王安石和司马光关系有多好呢？一是，“十有余年，屡尝同僚”做了十多年的同事；一是都曾从师于欧阳修，受到他的举荐和指导。他们二人也互相敬重，王安石敬重司马光节操高洁、知识广博，文章在当时很有名气；司马光敬重王安石见多识广、谈吐不俗、与兄弟友爱、品行刚直。他们有着相同的爱好和小癖好，往来唱和的诗赋也有许多，他们二人还一度做了邻居。关系融洽如斯，为何司马光不支持王安石变法呢？
其实一开始，司马光并没有坚决的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更多的是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观望态度，但自熙宁三年（1070）始，冒进的变法所造成的各种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司马光敏锐的察觉到了不妥，这才开始了坚决的反对变法。王安石本身属于性格强硬的那类人，有时显得不讲道理，司马光就曾评价道“介甫无他，唯执拗耳”，这一性格缺陷就导致变法阵营内部分裂，原本支持变法的人渐渐退出，王安石一步一步变成孤家寡人，再加上用人不当，小人趁机作乱，进一步恶化情况。
司马光虽然激烈的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并没有不顾及二人的情分。他在朝堂之上，确实言辞激烈的弹劾王安石与他的变法，但私下里，他多次修书，耐心劝诫，警示王安石不可自信过头；王安石也是如此，虽然在朝堂之上，谈及新旧法，会斥责司马光的保守主张，但私下里也是温情的。所以二者虽然政见有很大不同，但他们的友谊是没有变质的。
那么，如果要归纳一下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呢？笔者认为，第一，二者的分歧是“所操之术多异故也”，他们的主张不同，所推崇的治国之法就不同，当然二者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护宋朝的统治。第二，司马光相较一腔热血改革的王安石，更老练沉稳，也可以说是保守。司马光本身也是史官，他从这一职业的素养出发，纵观历史上的改革，大都失败告终。因而，他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反对变法，主张维持旧法。第三，王安石变法存在冒进、推行过快、触犯了统治阶级利益从而失去支持等重重弊病，新法在推行过程中也逐步脱离其本来用意，“为国敛财”的本质也使变法不能真正缓解平民的负担，依然是在剥削压迫。但王安石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因而司马光站出来力拒变法，其实也是希望王安石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收手。
所以，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不是因为他们关系不好，正是因为他们是好友，司马光才更要在发现问题时站出来指正，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因为分歧就彼此怨恨的。当然，司马光反对变法也有自己的私心和考量，而王安石变法也并非一无是处，这场变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缓解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因而孰对孰错，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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