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对于贞观之治的不足和贞观之治历史冷知识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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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反映了贞观之治是哪一方面的内容
理想圣君：开明纳谏的形象如此建立普通大众一直都有仰望的需要。
所以，历史和现实生活一样，也都是需要偶像的，尤其需要具备偶像气质的皇帝。对此唐太宗似乎一直都表现得相当配合。在唐太宗认真求谏的鼓励下，贞观一朝君臣确曾一度形成了一种直言进谏、纳谏之风。民部尚书裴矩佞于隋，也能大胆进谏力争。司马光就说：“裴矩佞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摘自《百家讲坛》2009年10月（红版），作者：谌旭彬，原题：《贞观之治: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我行我素：纳谏虚心倾听听完不改还按自己意愿做据《贞观政要》卷二记载：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切谏,唐太宗虽然很不高兴，却没有发作，而是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还借题发挥地说出“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这句千古名言来。不过，《资治通鉴》卷193却记载，说过这话的次年，刚刚修缮完九成宫，唐太宗就再次提出要修缮洛阳宫。这一次，民部尚书戴胄站出来反对太宗依然虚怀纳谏，不仅表扬戴胄“忠直体国，知无不言”，还给他升了官。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太宗还是忍不住命窦璡修缮洛阳宫。诸如此类一面从谏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事情，史书中还有不少零散的记载。“虚心纳谏”的唐太宗只是儒家士大夫们与唐太宗本人联手炮制出的一块“内圣外王”的“道德假象”。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摘自《百家讲坛》2009年10月（红版），作者：谌旭彬，原题：《贞观之治: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纳谏的秘密：形式主义表演塑造出一代圣君的形象反观贞观年间的历史，是不难发现李世民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的。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意味深长的是，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纳谏，而不是执行纳谏的内容，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义，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内圣外王”的乌托邦罢了。至于贞观之治，剔除那些家给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罢了。（贞观之治的不足
贞观时期的初唐处于帝国的上升阶段，贞观之治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唐太宗本人施政的问题上。
按照儒家经典教义来改造皇帝，自王莽死于乱刃之中以后，就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这种理想的产物。这种改造与被改造，其实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太宗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自然就和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这种结合，一开始就有着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征。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中，唐太宗与他的臣僚们正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了单纯的进谏和纳谏活动，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义。
贞观八年，一个小官僚皇甫德参进谏说：“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则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也是向宫里学的。”太宗听后大怒：“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后朕的宫女们都剃着光头，他才满意？”
至于他对着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征这个“田舍汉”，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这一年，魏征敏感地觉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直言不讳地说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魏征开始以自己的“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
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征有一篇系统批评贞观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后人题为《十渐不克终疏》，其中说道：“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还揭露唐太宗说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在用人方面，“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远之……”
魏征所说是贞观中期的情况，魏征之后，这样正直的声音就少多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充容徐氏上疏批评时政：“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等等。这些批评的存在，是全面了解贞观时代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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