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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与国民党有什么渊源为什么感觉二者关系很密切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之时,广州政府领导的北伐军只有八个军10万人枪,其中何应钦的黄埔第一军不过2万人,然而到了二次北伐的1928年初,大约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仅老蒋的第一集团军就拥兵达30万之众,这些部队都是哪里来的?招收的少量新兵之外,绝大部分都是收编的原北洋军阀部队。
(第74军军长施中诚是直鲁联军出身)
尤其是老蒋自领的“东路军”一路上招降纳叛最为迅猛,陈仪的浙军部队、陈调元的皖军部队、以及赣军部队,绝大多数脱离了孙传芳的指挥,摇身一变成为“国民革命军”。包括后来的侍从室第一处的两任主任:贺耀祖和林蔚,也都是这一时期投蒋的,所以说,国民党的政府和军队中,从南京政权1927年成立的那一刻,就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北洋元素。
我们不妨看一下二次北伐时第一集团军的作战序列,就大概知道蒋系部队里面有多少“北洋余孽”了:该集团军当时下辖四个军团,其中第一军团刘峙所部,还算以黄埔系军队为主(也不是全部),而第二军团陈调元、第三军团贺耀祖、第四军团方振武,所率领的部队基本都是杂牌,也就是投蒋的原军阀部队。
实际上,冯玉祥和阎锡山两大军头也得算是脱胎于北洋军阀,冯玉祥是直系军阀部队出身,一度为曹锟、吴佩孚的部下,只是由于不受待见,才在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反戈一击,组建了自己的“国民军”,然后参加了军阀混战。他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时间点,已经是从苏联回国的1926年8月,换句话说,在此之前他根本不是什么“国民党”,那么他的将领和军队同样如此。
阎锡山早年更得算是北洋军阀的一部分,无非自成体系罢了,他曾经听命于袁世凯、也曾经就任张作霖安国军的“副总司令”,直到1927年6月,习惯见风使舵的阎锡山眼见北伐军势如破竹,才在广州方面的拉拢下宣誓“效忠国民政府”,于是他和部下们就这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说句不好听的,冯玉祥和阎锡山以及他们的部下,对“三民主义”是咋回事都未必清楚,无非就是顺应潮流“半路出家”而已。
(阎锡山早年就是北洋军阀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的另外三个集团军,在会攻平津期间,也收编了大批军阀部队,在整个北伐战争中,除去伤亡部分和逃回东北的奉军主力外,近100万北洋军阀部队中(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等),至少有一半成为了“国民革命军”。四大集团军二次北伐出征时的准确兵力是:第一集团军29万人、第二集团军31万人、第三集团军15万人、第四集团军24万,合计不过99万人。
然而到了1929年的南京编遣会议之前,全国军队已达200万之多,去掉已经易帜的东北军和西南军阀部队,四大集团军拥有的兵力也超过了150万人,可见国民革命军的膨胀之快和收编的北洋部队之多。在这次编遣会议上,老蒋提出了裁军的口号,因为国力确实养不起这么多的军队,当然,黄埔系的私心也相当之大,在拟定的八个编遣区中就控制了四个,其他几个军头当然不服,由此成为中原大战的主因。
(冯玉祥直军时期)
大批北洋军阀部队被收编之后,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其一是许多原北洋军的将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将领,比如在1935年的首次铨叙军衔时,陈调元、何成浚、朱绍良、万福麟、于学忠、何键、刘镇华、龙云、徐源泉等原军阀部队将领,均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军衔,几占总数的一半,至于中将和少将就更多了。我们所熟知的第74军第57师,前身就是张宗昌直鲁联军的部队,包括师长施中诚也是同样的出身,也就极大影响了国民革命军原来的军官团构成。
其二是不分良莠地大量收编北洋军阀部队和依附于北洋政府的地方游杂武装,使大量旧军阀部队的官兵涌入北伐军中,期间又未经认真和系统的改造,基本上就是换个番号、换个军装和帽徽,其他没有什么改变,如此就使旧军阀部队的恶习被原封不动地带进了北伐军中,从而破坏了北伐军原来的素质和纪律。所以从1928年起,所谓的国民革命军已经向新军阀部队的性质进行演变。
(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也是军阀出身)
因为国民党右派势力对收编和扩编的军阀部队是不加任何选择的,只要对方有加入国民革命军的要求,就立即同意并全盘接收,比如川军、滇军、鄂军、豫军、陕军、马家军等等,甚至包括孙殿英、刘镇华这样的土匪武装,包括后来出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他的30多万东北军也不过是原来的奉军换面旗子而已。某种意义上,国民革命军到1929年前后,已经成为了一支“新的北洋军”,无非是换了政府换了头头。
军队系统只是一方面,在北洋政府倒台的过程中,大批官僚和旧吏,也被南京国民政府留用甚至重用,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是国民党对于基层政权确实无力进行改造,只能留用原北洋政权组织和官吏,继续行使统治;另一方面,南京政府也确实缺乏治国理政的文官群体和专业人才,乍一成为诺大中国的新统治者,吸收北洋旧吏也是无奈之举。
(浙军陈仪)
比如老蒋的把兄弟黄郛,原来就是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和“教育总长”,还出任过北洋政府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团顾问,1926年起受邀南下,换个身份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官员,历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后北上说服冯玉祥、阎锡山附蒋,也是老蒋对日政策的核心幕僚。再比如北洋时期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也就是拒绝在巴黎和会协议上签字的那位,原任北洋政府驻美公使、外交总长等要职。
结果南京政府成立后,他又于1932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法国公使,甚至出任了1945年联合国制宪时的国民政府代表团团长,第一个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我们所知道的抗战初期著名的汉奸父子“黄浚案”,这厮在成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之前,也是原北洋政府外交部的官员,因此以这些人为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其实接收和留用了大批原北洋政府的外交、经济和行政官僚。
所有这些军事和政治官员,都只需要履行一道简单的手续,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员”和国民政府的官员,这样的做法固然有益于国民党迅速掌握政权和稳定了局面,但也极大破坏了原有成分,这些人虽然头顶青天白日徽和担任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军政职务,其实不过是换个地方吃饭而已,由此也造成国民党的组织严密程度、战斗力、凝聚力均大大下降,恐怕也是败亡大陆的关键因素之一。
不妨做这样的结论,所谓的南京国民政府,其实就是以老蒋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军事上击败北洋军阀后,基本继承了北洋政权衣钵的产物,包括国号也没有改变,都是“中华民国政府”。所以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的关系,已经不是渊源的问题,而是在历史大潮中形成泥水混合很难界定,最终形成了一个军政大杂烩,老蒋和国民党,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完成国家的统一。
(于学忠曾是奉军的大将)
为什么台湾也有清华大学呢
49年之前全中国只有一个清华大学。
1949年国民党战败,在兵退台湾之前,蒋介石将国内很多大学的教授、科研人才、实验仪器、科技著作等运往台湾。这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的教授和师生。
清华大学一分为二,北京的清华大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管,而台湾当局则于1955年于台湾省新竹市让清华大学复校。蒋介石政府还把清华大学的校名冠以“国立”,以示其正宗。
台湾清华大学校徽上,写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该校训与大陆的清华大学是一致的。
其实台湾不仅有清华大学,还有:
国立交通大学,与大陆的北京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同源。
国立中山大学,与大陆广州的中山大学同源。
东吴大学,与苏州大学(原先也叫东吴大学)同源。
中央大学,与南京大学同源。
听砖业科普,涨科学姿势,欢迎关注“稻壳张”两岸关系的性质和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两岸关系的性质,台湾从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人都无法阻止我们党和国家,全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的坚强决心!
主要根源就是美国,美国从解放战争时期就帮国民党妄图灭掉共产党,国民党逃到台湾后,美国派航母驻进台湾海峡,本来,以毛主席为领导的国家领导人,很有决心在五十年代初解放台湾的,可恶的美帝发动了朝鲜战争,中国人民为了抗美援朝,不得不暂时停下解放台湾的工作。
台湾人为什么称呼祖国
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同文、同种、拥有共同的祖先。
很多台湾人的祖籍就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那些国民党老兵就出生在中国大陆,他们的子孙后代的祖籍就在大路,当然中国大陆就是他们的祖国。
台湾也有很多爱国人士,认同祖国,秉承两岸一家亲理念,祖国大陆出台很多惠台政策,也是因为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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