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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文人都以“清谈”为荣什么是清谈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玄学是揉合儒、道两家学说而形成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其内容深奥、抽象、玄妙,故称玄学。参加玄学辩论的多为士大夫,其形式就是清谈。
玄学是为士族门阀集团服务的,因其内部的派别、利益不同,故玄学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如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名教出于自然";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与自然对立";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名教即自然"等不同流派。当时的士大夫都热衷清谈,标榜清高,一时间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
谈谈你对魏晋南北朝的理解
我是白龙赤子,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山著名的乱世,这一时期出现了“五胡乱华”的现象,也出现了“十六国”的政权,这么多的政权,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着它深刻的时代背景,当然,这一现象的出现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是双向的。在造成破坏的时候,也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政权林立这一时期有出现的政权有“十六国”的说法,这种说法来自于北魏著名史学家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该书中记载了汉(前赵)、后赵、前燕、前凉、前秦、成(汉)、后燕、南燕、北燕、后秦、夏、西秦、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实际上,当时的政权不止十六国,还有吐谷浑、仇池等政权。所以,此时是历史上少有的多政权林立时期。
民族大融合前述十六国,它们的建立者多为我国历史上的匈奴、羯、氐、鲜卑、羌五个民族,所以史家将这一时期归纳为“五胡十六国”。这些民族的南下,通过在汉地建立政权、生产生活,客观上达到了对这些民族的“汉化”。同时,汉族从这些民族中也学到了许多有利于生产生活的方式,比如西域地区椅子的传入,就很大的便利了汉族的生活,这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关于这一时期民族大融合还有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这次改革明确地提出了许多汉化的措施,包括“易汉服”、“讲汉话”、“改汉姓,定门第等级”、“通婚姻”等等。这些措施的实行,对民族大融合有很大的促进意义。
“南朝”和“北朝”这一时期,南方和北方有着明显的不同,南方的政权由基本生由汉族建立,而北方政权
大多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南方的政权主要有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北方的政权主要有北魏、前秦、北周、北齐、后赵等等。这一时期,“南朝”和“北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不同的,大多数学者认为正是“北朝”为隋唐大一统时代的到来贡献更大,如钱穆等学者,而一些学者则持相反的态度。总之,在提起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南朝”和“北朝”的不同之处。
门阀政治的盛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门阀政治盛行的时代,出现了一大批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家族,如陈郡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弘农杨氏等等。这些家族的成员,一旦掌握了国家的权力,几百年间都具有重要的话语权。这样一来,出身寒门的人就根本没有做官的机会,难怪鲍照有:“泻水置平地,任尔东西流”的感概!社会的运行受到很大的限制,肯定也会有人起来反抗门阀士族的统治,刘裕和孙恩就是这类人。
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此时“中国”版图内政权之多,是历史上少有的。同时,这样一个“五胡乱华”的时代,必然有利于迎来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这是此时的优势。另外,我们应该注意此时“南朝”和“北朝”的不同,二者对于历史的贡献有所不同。最后,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门阀政治盛行的时期,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政治的黑暗。
魏晋清谈都谈些什么
谢邀。关于魏晋清谈都谈些什么,是个历史宽泛的问题,究竟谈什么?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当时仍处封建专制时期,老百姓谈什么我们听不到,达官贵人谈什么我们也听不到,能够反映当时社会面貌和政治倾向以及时代风尚的,只能是诗书史牍之类传播,传续下来的史记杂谈未必真实反映历史全貌,野史流言必然大行其道。面对当时的统治者忠臣良将也许敢真言,掉头受贬的大有人在,老百姓只能听天由命,任凭宰割,哪有公开明示自己政治主张的权力…。而现今时代变了,人民当家作主,可以在法律框架下畅所欲言,充分发扬民主。前面几位朋友对此问题已经做了各样回答,精彩纷呈,我要虚心学习。简单说这些吧!谢谢。
魏晋时期人们的基本行为礼仪是怎样的
礼仪?或许正规场合还需要正襟危坐,但魏晋的礼仪,经常就是没有礼仪。这和那个时期的士风有直接关系。
谈魏晋文化,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恐怕是清谈,但那并不是魏晋的真正士风。严格地说,魏晋的士风分为若干个阶段。首先是魏国的建安七子时期,这帮人秉承汉时的知识分子传统,积极评议政治,对当时以刑名之学治国的政府大加指责,因此很不得统治者喜爱。曹操杀孔融,司马昭杀嵇康,知识分子的声音就被压下去了。迫于朝廷的高压政策,魏晋的知识分子只能以存身为先,而偏偏又碰上了战乱的年代,人命如朝露,他们只能藏起苦闷的心情,选择乖张的行径和与现实无涉的清谈,作为人生的寄托。这种情况下,谈礼仪就显得多少有些虚伪了。
说他们乖张是有理由的。比如阮籍: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先是不避男女大防,又直入陌生人家丧礼大哭,要换成后世理学的孝子贤孙看来,行迹近似于疯子。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放浪不羁并没有让少妇的夫家暴跳如雷;去见嫂嫂话别的举动,最多也就是被讥讽一下而已。可见那时候,人们对这种虚礼远没有后世那么看重。
晋以后是门阀的时代,加上经历战乱,王权并不非常强大。士族阶层拥有很大的权利。在衣食无忧的经济优势下,士子们的贵族精神被大大地激发出来。虽不像魏时士子那样放浪形骸,但和后世相比,两晋士子们可能是最不讲究繁文缛节的一代知识分子,飘逸而随兴是他们的特征。比如下面这段出自《世说新语任诞四十九》: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这是说的东晋的事情。桓伊那时已是桓温大将军帐下重臣,初为司马,后拜淮南太守,王子猷叫人上去拦下他,要他吹奏一曲,一点没客气;桓伊也痛快得很,下车就献曲。三曲奏罢,两人也不搭话,回头就走。要按明清两代的观点,就算是你是王羲之的儿子,这么让人上去拦着朝廷大员停下来吹笛子,怎么着也要办一个不敬朝廷命官的罪名;便是以布衣之礼结交,也得上来问个家世寒暄一下。但他们就这么理所当然地“客主不交一言”,会罢而去。在东晋,这就是平常的事情,而且按《世说新语》的记述,这种情况绝非个案。在他们身上,才能真正看到什么叫君子之交淡如水。
千古之后,我们再也不曾见到魏晋士子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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